。不操心哪行呢?

    诸如此类的破事,不胜枚举。真是承蒙上帝厚爱,在悲催的年代,送来这么多黑色喜剧。

    但还不是最让人头皮发麻的。

    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后,当中国军队一步步从东部,撤到西部内陆地区时,维持军队与政府开支的钱与粮食,就成了最大的问题。

    之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,主要来自东部的关税、盐税、消费税、债券,退到内陆地区后,收入是没了,仗却还得继续打。

    悲催的漫漫黑夜开始了。

    广渺的内陆不是穷,是真穷。古老乡村除了种地之外,也没别的营生,本来许多农民一年苦哈哈忙下来,仅够勉强糊口,现在忽然呼啦啦地跑来了数百万的军队,外加无数公务人员,负担怎么受得了?河南有一次发生大饥荒,饿死了很多人,可国民党军队也不能空着肚子打仗,继续征粮吧!在亡百姓和亡国之间,闭着眼睛选一个吧。

    事情到了这种地步,还不是最糟糕的。

    由于国民政府统治的手,之前并没有实质性地伸入到内陆乡村苍凉的怀里,等到负责征税的官员开展工作时,顿时傻眼了。征税是要按照户籍和土地数量来的,可是许多地方找出的户籍一看,原始资料竟然还是明朝时留下的,数百年来既没进行过土地勘测,也没进行过人口普查,税收怎么征?

    对大片古老村落来说,国民政府与军队就好似从天而降的外人。地方官和村长背着一麻袋的税收任务,都不知找谁哭去。

    一边是高挂天上的民国政府,一边堕落尘土的内陆,他们两者之间,原来你是你,我是我,并没有什么内在关系。

    也许是数十年的军阀割据,加强了这种天上归天上、地上归地上的中空局面,也许是三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惯性使然。

    无论如何,民国中央政府竟然和内陆社会没什么关系,听着总有点匪夷所思的感觉,而现实却又让人无从辩驳。

    这些碎碎念的细节说明了什么呢?一个悲催的事实:孙中山、蒋介石脚下的“六便士”——民国的土地上的人,物,结构,形态,都并不比明代的社会好到哪里去。

    脚下的土地还是那个土地,时代巨变又事起仓促,在没有外来思想的强力介入条件下,领袖们只有本能地从传统智慧里,寻求治术。

    那些传统治术,它们又都是些什么呢?

    它们的土壤里,能长出现代组织力量吗?

    面对波诡云谲的时代激流,它们真的像今人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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